200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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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今天陆续把这里的文章搬到blogbus。翻看过去的文字，感觉阵阵恶心，不知当初哪里来的矫柔造作，那种表达的过度（excess）也让我面红耳燥。一个初步分析，可能是源自对自我的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想象，这种想象与知识储备、人生经验的不足形成了一道裂缝，让语言和表达也变得捉襟见肘。
好在，我是虔诚而用心地写出了这些矫柔造作的文字。
我的老师曾经批评过这样的表达，不过她也说道，这需要人生阅历的积累，要遭遇过许多人和事，要跟不同的作者、作品，或者谈话对手的语言切磋，才能慢慢体会什么是好的、平易的表达。不过万幸的是，她现在对我的表达满意多了。
朋于说不厌少作，也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博客新地址如下，旧文章尚未搬完。从2004年5月3日开博，到现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里杂七杂八写了、或者转载了90篇随笔和文章。我感谢每一位曾经在此留言的朋友，重新翻看那些留言，我会猜想你们的容貌和表情，以及这些表情因为显示器的反射而蒙上的淡蓝色的微光。我也要感谢那些看过文章而不曾留言的朋友，你们无论从那个链接点击进入这个博客，于我都是一种缘分。这个博客的不多的几个读者，还有我一直挂念着的朋友们，欢迎到我的新博客。我希望自己今后能更勤快地回复大家，（不敢保证勤快更新呵呵）。
感谢Bon，帮助我解决了新博客的美工问题，他是个对朋友的打扰毫无怨言的人。谢谢你。
越界之想新地址：http://transgression.blogbus.com/
200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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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受不了mblogger了，决定搬家，一篇一篇copy＋paste可真素把偶累死鸟，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新blog地址待完工后择良辰吉日公布。：）
200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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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袁伟时：《读书》换主编及近十年思潮
N：
我觉得袁老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过于宽泛了，他应该对自己谈论内容进行界定和限制——我在什么理论脉络里谈，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谈，谈论问题的边界在哪里，这些谈话需要防止怎样的解读，诸如此类，其实是需要做出一些解释的。如果就《读书》本身十年来编辑方针的失误谈，我倒是赞成他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对汪晖的批评不尽公允。我始终认为汪晖是一个好的学者、一个真诚的思考者。袁老批评说汪晖文学出身造成了他的局限，但是汪晖的眼界和抱负显然超出了袁老的理解。比如他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调查就做得很扎实，又明显带有英国左派学术传统的印记，并且在思路上继承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因此，“盲目引进国外理论”的大帽子，显然不能扣在汪晖头上，而且，动辄以国外理论做棒子，这是否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
我觉得，左右争论的复杂之处在于，正是由于中国反专制任务尚未结束，双方的争论，出于辩倒对方的目的，这些自由主义者（姑且用这个缺乏明确边界的概念）很容易将新左解读为历史倒退或与现实中（政治或资本）权力的合流，而对方论点中那些激进的批判锋芒却被罔顾了。同时，对于争论的双方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如何防止权力话语利用二者来巩固霸权、为集权服务的问题。英美学院中新左的强大，其背景是民主和自由主义已发展到足够强大。更多时候，说“左派”，不如说“反对派”——即便“为反对而反对”。而在中国，知识界的主要任务恐怕是“对权力说真话”（当然如何界定这个“真”，不同观点应该可以再讨论和协商）。同时，也需要非常小心和仔细地辨析，哪些是中国语境中特殊的问题，哪些论述需要警惕（政治和资本的）权力话语的“收编”和“利用”。
而且，我说的反专制，不仅指大的社会发展议程，在知识议程上也是如此。就袁老批评的新左文革研究来说，在文革档案尚未解禁，文革历史尚未得到很好整理和梳理的情况下，在知识生产尚处于权力强力控制下的中国，匆忙对文革作出简单化的评价，并不是适宜的做法。而且我觉得，袁老对国外第一手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这是他参与讨论的一个短处。实际上，国外新左派学者文革研究都把我们以往对于“文革”单向度的理解复杂化了。从知识上讲，将问题复杂化，反对那种单向度的和简化的理解，这本身也是反专制的——专制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排除整体中那些异质的因素。在知识生产这个层面，新左的探索跟自由主义比起来，其实是相对弱势的，我认为更应该得到呵护——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所身处的学术圈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话。
兽兽
200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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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angelo Antonioni (Sept. 29, 1912 - Jun. 30, 2007)
太可怕了，安东尼奥尼也去世了，跟伯格曼同一天，前不久还在重看他的《中国》……真是令人悲伤的七月。
《云上的日子》，永远的最爱。
（题图为安东尼奥尼与德国导演文德斯在一起）
200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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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uo (age thirteen), with Jianying (age five), a younger brother, Jianming, and their mother.
查建英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一、L的信
妈妈：
如果观察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实际上，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随着城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的强大，他们也开始享有了原先属于贵族和教会独有的受教育权。这些有经济实力，有知识的新生力量开始逐渐打破了贵族和教会的话语独裁。因此，我也比较赞同文中的一点，如果拿直接拿头撞墙和来一点一点的剥这个墙来比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我想作为一个学者因该做的事情，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教育将在这个社会里起决定性的力量的人打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话语独裁。我想，这样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点更实际的推动。尽管，我们现在无法判断，这个决定性力量到底是工人，是农民，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如何教育这些年轻人批判性地接受他们所学习的知识，在特定时候做出真正忠于自己的选择，我想这才是民主的实际意义。LL
二、X的回信
L儿：
你好。你说得也对，也不对。
对于年轻的人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建国先生的行为很蠢，很不值。但是，如果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建国先生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他可以是任何党派，他可以是社会中坚。但是，如果要评价他们的得失，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会承受这样的命运，这里，是他个人出了错，还是这个国家出了错。如果是国家的错误的话，你要明白，正是他们承受的牺牲，撑大了自由主义的空间。你们学了一些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但是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这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极权统治者，他们只想把自由思想的人们投入监狱。你去教育他们吧。除非你懂得妥协，你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妥协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老百姓要承受很多痛苦。虽然痛苦不会马上降临到你身上。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作为，老百姓不大能够指望他们的地方。
我不是说你要去拼拼杀杀，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对先驱者的牺牲，依然应该保持足够的尊敬。
建国先生的理想值得尊敬，他的选择、他的结社，其实都是宪法许可人们做的。也是国际人权法许可人们做的。只是，他的命运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也把这个挑战放在了你们面前。如果将来有多党制，那是建国先生这样的人用生命换来的。如果将来没有，你们要承受的腐败只会更严重。在牺牲和承受苦难之间，但愿人们用足够的智慧，使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代价更小。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生活在什么阶段，但至少可以决定，谦卑一点，不要以为他们仅仅是不够聪明而进了局子。
我再发一篇书稿给你看。都是让你知道理解中国不仅在你可以看到的书里，也在你看不到的书稿里。多读读、想想，将来不至于自己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
不过你现在的思路、写作能力都挺敏捷的，你要好好学习前辈的经验啊。老妈
三、兽兽的信
X老师、LL：
谢谢讨论与回应。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有赖于各个阶层群体的合力——不仅有赖于精密的政治计算，也来自于像建国先生这样不计成败的践行者。我们把这样的人叫“良心犯”；良心是个贴切的词语，他们基于信仰而不是算计让自己身陷囹圄。这篇文章，实际上作者的读解依然是个人精神历程的维度，也就是说，她的视角，并不是从整个国家大的政治环境和结构，来看待个人种种所谓不理智行动的悲剧性；而是反过来，她写到了这些悲剧英雄，如何以一己之力和肉身实践，如何以螳臂挡车的决绝，造成了巨大冰山缓慢移动的可能；虽然他们的行动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或显或隐，或者这些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要等许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
查文好的地方在于，它呈现了异议力量内部的复杂性。我印象深刻的是林培瑞那个关于北极比喻，虽然结冰了，但是它毕竟是一极。崔卫平说得也好，“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我这些天看美国学者Russell Jacoby写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他对两种乌托邦进行了区分。他说，“（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时代）乌托邦在暴力的名义下被放逐了；相对于梦想家而言，这种暴力可以更加公平地归因于官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派系分子”。从这个角度看，文章题目中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确切的命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国家的改革与个人操守才不至于失去底线；无论他们是否为人所知，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就像词语和符号在参差对照中才有意义，这些理想主义者赋予或照亮了他们所处牢狱之外，另一些人行动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转发一篇关于查家的文章，可与《国家公敌》对照阅读。祝好。兽兽
Ingmar Bergman died today at his home on Fårö. He was 89.
（英格玛·伯格曼官网：http://www.ingmarbergman.se/）
年底准备到瑞典呆一个月，没想到去的是一个失去了伯格曼的瑞典。哀悼！
2007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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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龙河漂流，正遇上升腾而起的热气球
有600年历史的遇龙桥，因大水冲垮旱桥，正在维修中，到遇龙村当天夜晚借住桥边农民家里
兴坪古镇
阳朔西街日益商业化，不见得是好事
漓江徒步，一只降落在指尖的红蜻蜓
路遇编织草鞋的老奶奶，跟她买了两双
导游春林向我们解释桂林俚语“好狗不挡道”，让我们快点闪开
毒草和牛鬼蛇神
峰回路转
二十元人民币江景处
June 27－July 4, 2007 Yulong River, Yangshuo & Guilin
——写给中大“彩虹社”社刊CHer创刊号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我个人一次很小的经历。那是一次学期课程结束后，我们一班同学和老师去中大北门外的一间小咖啡馆喝茶聊天。我们校园的北门有宜人的风景，深冬时节，举手向天的棕榈树在撒满星光的湖面上留下倒影，那些在风中摇曳的树干，好像永不知倦意的年轻的身体。昏暗的路灯下，迎面走来一对背着书包的男同学，手牵着手，从我们一大班人身边走过，两人似乎还亲热地吻了一下。大约继续往前走了十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后一指，提醒我身边的老师，“您快看，现在同志同学也可以在校园里自如地行走了……”。
我多年的导师，她应该早已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然而她几乎是用呵斥的语气，提高声调对我说，“你别指！指什么指？！”。
这个反问把我问得心惊肉跳。我的老师在北京学习工作多年，一个“指”字，她说得字正腔圆，我第一次感到，汉语"掷地有声"这个词，也许并不是一个夸张的用法。而那个寒冷的夜晚，昏黄的路灯，好像一个电影定格，画中人的我，就这么永远站在那里难堪下去。
不过我要感谢这个发问，它给了我一次反省自己的机会。我曾跟随课程学习了几年的女性主义理论，那时又刚从海外进修性别理论回国，我的原意，确实是为校园里不同性取向的同学能够自由行走感到由衷高兴。男生手挽手走路，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我在英国学习所在的城市布莱顿就是英国乃至全欧的同志大本营之一。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沿着美丽的布莱顿海滩走上一段。大堤上相拥而吻的情人，大多是同性。有时目光不经意接触，大家会互致一个礼貌的微笑。而背景是晚霞落日，还有浩瀚的英吉利海峡；蓝色大海做衬底的恋人剪影，特别的美丽动人。我好像步步走在云里，说不出这是真实还是梦境。因而，有机会在自己的学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内心由衷地为这些甜蜜的恋人感到高兴。
问题出在这个“指”的动作。这一“指”，把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分开了，好像界碑两侧守卫的士兵，一个瞄准的动作把他/ 她们彼此分开一样。试想，有谁会对校园里“鳞次栉比”、“川流不息”的异性恋人指指点点呢？如果，同性恋人在公众场合的牵手、相吻，本身就是普遍人权和普遍人性一部分的话，有什么必要区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呢？我喜欢的英国导演贾曼，他晚年身患艾滋病，记者问他，当你去到天堂，你是否梦想那里同性恋和异性恋同样平等？贾曼回答，“不，我梦想一个天堂，那里有男有女，而且只搞同性恋”。你能听出这番话里反讽的意味吗？
彩虹社关注同性恋问题，研究同性恋现象，倡导校园性倾向平等，这是一件好事。我以自己的例子，意在说明，研究自己比研究同性恋更重要。无论我们本人身份如何，我们都是在一个异性恋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抗这个文化的压迫性，必须从反省日常生活，反省我们周遭的词语、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开始。我为什么希望了解同性恋？这种了解的愿望与我们的个人成长，与我们的性/别和生活经验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好奇？为什么恐惧？或者我为什么对同性恋不恐惧？这应该成为彩虹社同学给自己出的第一份试题。
最后，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是，北京一位从事青少年研究多年的教授给我们带来讯息，因为这个叫"彩虹"的社团，她身边已有很多年轻人对她说，“我们要报中大”。愿更多的朋友成为彩虹社的一员。让我们大家用最绚丽的色彩，为这份七彩的试题填上自己的答案。
2006年12月21日
后记：中山大学“彩虹社”社刊CHer历经半年磨难，终于得以印行。这是当时应邀写的创刊号发刊词，旧文重贴，以志纪念。
飞行器给人以俯瞰城市的不同视角，比如，晚上七点三刻，当飞机从曼谷起飞转往清迈时，我分明看见地面上一张硕大无朋的蜘蛛网，以王宫为中心，蛛网向四周蔓延伸展开来，金黄色路灯照射的主干道为经，水银路灯点缀的小径是纬。在经纬交织的某个点上，我知道那里并不平静，示威者在王家田广场上集结月余，而机舱里派发的当地报纸说，南部的叛军又烧毁了几座学校。国际新闻版面上，在天空另一端，一班千里寻亲的父亲寻子不得，于互联网上发出呼吁，配合文字报导的图片令人扼腕。
紧皱眉头看完新闻，身穿绛紫色西服的泰航空少递上酸酸甜甜的泰式食物，我立刻下意识地报以感激的微笑，一蹙一笑，发自内心的不知所措，那一定是一种狰狞古怪的表情吧。帅气的空少轻声地说着话，泰语音韵流转，声腔阴柔，相形之下乘客都提高了嗓门，我要鸡肉饭，我要牛肉饭，既俗且呆。机舱的噪音过滤了外界的声响，反而使乘客丧失了聆听自我的能力。机舱里的人不会想象班机划破夜空的景象，正如大地上眺望星空的人们不知自己夜夜身陷蛛网。
在曼谷和清迈机场，在清迈的大街小巷，我看到星罗棋布的标语和招牌，“国王万岁”，国王语录“建设美好国家“，儒雅的国王向臣民挥手致意的镜头定格其上。作为中国人，这样的影像和文字让我熟悉，让我觉得滑稽，也让我反省，是不是对于偶像崇拜这件事，思考角度过于单一；或者，以自己有限的经验来想象其他文化里的崇拜，可笑的也许正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这个偶像能够善待性工作者，善待跨性别者（国内不礼貌地称之为”人妖“），善待异己，正如他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也愿意向这样的偶像顶礼膜拜。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位加拿大法律教授Douglas，他退休后移居曼谷，他对我说，泰国是世界上最温和的国家，他希望在这个温柔之乡告别人世。
离开清迈前的那个狂欢之夜，同行的新加坡朋友Daniel在从Night Bazaar回旅店的路上发现钱包丢失，半夜两点，Tuk-Tuk司机载我们前往警局报案，值夜的警官从地铺纱罩里翻身而起，登记、问讯，一丝不苟，他不住地为失窃的事道歉，反倒让我们为意外打扰了静谧夏夜里的睡眠而不安。警察、年迈的Tuk-Tuk司机、为夜归旅客开门的门童，无一不轻声细语，在如水的夜色里笑脸盈盈。我是如此留恋此地，只因我所居住的城市，连前卫艺术展也要命名以“大声“。
愿以至温柔待你，以至温柔对待整个世界。
—— for MC
Phrathat Doi Suthep monastery
（图文/兽兽）
June 18－22, 2007 Bangkok & Chiang Mai, Thailand
200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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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子798艺术区内的鲍豪斯风格旧厂房，去时赶上漫天浮尘
后海，到处是叫卖声
在友谊宾馆住了十天，前五天处于迷路状态
离开前一晚约友人南在钟鼓楼之间的小酒馆见面
南是个不好好拍人专拍影子的家伙
扎啤不错，杯子丑了点
午夜时分的钟楼，不知下次见面会在哪里？东京、开罗抑或是广州？
（后4幅照片由南友情支援:）
20－29 May, 2007 Beijing